专业配资网 1980年副总理陈永贵被迫辞职，被指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7个字一锤定音

引言

陈永贵是在1975年1月中旬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是周恩来，副总理还包括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等人。陈永贵后来回忆说：“我被任命为副总理，自己根本没想到，但会上大家一鼓掌就通过了。”

在1978年那两个月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了，陈永贵在这次大会上又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那时，国家的两个大英雄，毛主席和周总理，已经离开了我们。华国锋成了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毛主席亲自对他说了六个字：“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不仅当了国务院的总理，还兼任了中共中央军委的主席。

陈永贵并没有在副总理的位置上一直干到头。1980年9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他被卸去了副总理的职务。总计下来，他担任副总理的时间大约是五年八个月。

在下台之前

陈永贵当了几年领导后，就搬到了北京木樨地的一个高级公寓。中央给他安排了专车，过年过节还会送他慰问品。后来他想继续工作，1983年中央安排他在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他已经年纪大了，但还是经常去农场转转。他曾经希望在农场附近找两间民房住。农场对他的情况也表示满意。

陈永贵后来一直住在了北京，直到他去世。有些人认为他一个老农民，本来就该回去，下台后让他回大寨就行了，没必要留在北京。但我倒觉得他应该留在北京，不能把他看得太简单了。

陈永贵在昔阳，这个人的形象有点复杂，就像一颗双面硬币。他在农民中，就像是英雄般的存在，是个让人崇拜的偶像。他手下，有不少忠心耿耿的干部，这些人都像是他亲手培育的种子，想全部替换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永贵，是毛泽东的象征，他在农民心中的地位，就像一座山，短时间内是难以动摇的。他这个人，还有个特点，就是敢说敢做，像个随时准备轰击的“大炮”。综合这几点，只要他还在大寨，时不时在昔阳“放炮”，余威还在，估计当地的县委书记们，都得小心翼翼，生怕地动山摇。这老农民，可不简单，如果他不回来，昔阳县委的工作，说不定能轻松不少。

陈永贵晚年得了肺癌，身体越来越差。他对家人说：“你们都是普通人，不应该再住在这里。不该你们享受的东西，你们就不要享受。把家里借来的家具还给公家，千万不要向组织提出什么额外的要求。”

他知道自己的情况不妙，曾恳求医生不要再给他用那些好药和输液。他说：“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用了最好的药，但我不行了，不要再为我浪费这些药了。”医生当然还是要给他用药。在他临终前，他主动提出的一个愿望，就是想吃一块西瓜。

他去世前，胡启立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去医院看他。胡启立握着他的手说：“老陈，你要好好养病，中央肯定你过去的功劳，你是个战天斗地的英雄！”陈永贵流下了眼泪。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去医院看望过他。华国锋、陈锡联、康世恩、吴德、汪东兴等原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去看望过他。

他在去世前立下遗嘱，对党中央、医院以及所有的医生和护士表示感谢。他希望身后事一切从简，不举行追悼会或遗体告别仪式，由子女将他的骨灰撒在大寨，但不要用飞机运送。

1986年的春节前，他的身体状态还算不错，他兴冲冲地跟儿子说：“等春天来，天气暖和了，回大寨看看。”他已经好几年没回去过了，他实在太想回去看一眼了。医生答应了他的这个最后愿望，让他赶快去，又快回来。但是过了春节，他的病情突然变差，又住进了医院，再也没有出来过。后来有人写文章说，他在这期间回过一次大寨。陈永贵的女儿陈明花为此批评了那篇文章的刊物。其实，陈永贵没有回去过，但是医生确实答应过他回去，所以有人以为他真的回去过。

人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刻，那种心情，我们可能难以完全明白。记得那年他过年前，在木樨地这个地方，裹上大衣，戴上口罩，走下22号楼，去小卖部、传达室、副食店，跟大家聊聊天。他这是在告别，也含着对这个地方的留恋。

最后的心结和官方的最终定论

陈永贵曾经在政治舞台上风光一时，但后来风云突变，他被一些人贴上了“四人帮”的标签，这让他备感冤屈。好在邓小平这位老政治家，对陈永贵的为人深有了解，曾对他说道：“老陈，你不是‘四人帮’那伙的，中央心里有数。”党的“十二大”时，陈永贵在家乡山西连个代表的名额都没有捞到，这让他的心情跌到了谷底。党中央的胡耀邦见状，主动找他聊了聊，宽慰他说：“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好好学习，好好休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去世的当天，中共中央办公厅把新华社记者黄正根叫去，按照中央的意思写了一条消息，当天就发出了，全国各大报纸都登了出来。

当消息传来时是这样的：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党支部书记、北京市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6日20时3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72岁。……陈永贵同志曾是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多次获得县、地区和省级的奖励。解放初期，他听从党的号召，带头组建合作社。为了改变山区的贫困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和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山区农业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这种敢于挑战自然的精神，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陈永贵同志一直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和政策，并认真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他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安排。几年来，他注重联系群众，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了农场干部和工人的好评。在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着中国农民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这可以视为中央对陈永贵的最终评价。随着时代的变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改变了过去那种极端的路线斗争和无情打击的做法。对于陈永贵而言，这个最终结论是公正的。

马燕龙，一位北京医院病理科的医生，手握一项特殊技能——曾经为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廖承志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过化妆整容。当他得知陈永贵离世的消息后，主动拨通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表达了他希望为陈永贵完成最后的整容工作的意愿。这段文字通过简洁的语言，清晰地描绘了马燕龙医生的职责和他在历史上的独特贡献，同时也详细地叙述了他为陈永贵提供服务的意愿，让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这一事件的背景和重要性。通过这样的改写，我们保持了原文的信息内容，同时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确保了故事的叙述流畅、易于理解，从而让广大读者不会感到困顿或疏远。

三月二十九号的下午，在八宝山那边，人们为陈永贵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仪式开始前的两三分钟，华国锋身着淡灰色的风衣，对陈永贵的遗体做了最后的告别。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也参与了这个仪式。大约有二百人到场，其中还有不少知名的劳动模范。

陈永贵去世后，他的妻子和正在上学的小儿子陈明亮，靠着国家提供的生活补助过日子，生活条件十分简朴。